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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伤事故的统计与责任追究 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　　复兴门外，北京儿童医院病房，吴娜已经脱离生命危险。7月6日的北京地铁扶梯逆行事件中，她的头部受到重创。 　　伤情鉴定的进展情况尚不可知，但根据一份仍然适用的重伤鉴定标准，她显然可以被归入“伤势严重，需要进行较大的手术才能挽救的”其中一类。 　　同一份标准对重伤的判定条件，还包括“大拇指轧断一节”，“眼部有失明可能”、“非要害部位烫伤占全身面积三分之一以上”，等等。公认的事实是，重伤事故可以使一个人丧失劳动能力，造成终身的痛苦——有时候这并不比死亡更轻松。 　　但在2007年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施行之前，安全事故数十年间并不统计重伤数据。连带着，对重伤人员的伤情鉴定、对重伤事故的问责追责，都存在相当多程序空白。 　　即便《条例》施行，重伤成为事故定级的标准之一，但一些地方对伤情统计并不严格。地方安监部门一名官员透露，相比死亡人员，重伤人员的漏报、瞒报甚至不报现象仍然多见，对重伤事故的处理也不甚重视，如何问责仍有不少灰色地带值得追问。 　　一问：如何统计重伤数据？ 　　劳动部门通常负责此类伤残鉴定。但是，劳动部门的鉴定结果，相当一部分没有被纳入安全事故追责的统计数据当中。 　　南方某城市统计，由于二者之间差距甚大，当地安监部门推断，应有大量较小规模的安全事故被瞒报，从而逃脱问责。 　　尤其在一些没有导致人员死亡的安全事故中，事故方趁着伤情统计缺陷，更方便以漏报、瞒报甚至不报重伤数字的方式，逃脱责任追究。 　　在涉及人员死亡的较大规模安全事故中，伤情统计相对更加细致严谨。但如果一味走劳动部门伤残鉴定这个途径，不仅时间拖得较长，而且手续复杂。 　　部分地区因此通过出台新文件，对如何认定受伤人数作出专门规定，以保证事故调查的时效性。比如，河北省2007年3月1日施行的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，规定事故伤亡人数的认定，以同级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数据为准。 　　不过当地安监部门坦承，目前采用的伤情鉴定程序受到一些质疑，特别是当重伤人数影响到对事故的行政处罚额度时。若在国家层面能出台相关明确规定，将更有利于对事故的处理和追责。 　　由于安全事故的伤情统计存在操作缺陷，一些事故发生后，官方公布的受伤人数屡次受到质疑。2010年7月，深圳“太空迷航”游乐项目事故发生后，当地媒体经调查认为，实际受伤人数就要高于有关部门公布的人数。 　　二问：如何严格追究责任？ 　　根据《条例》对安全事故严重程度的划分依据，10人以下重伤等同于3人以下死亡，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等同于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，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等同于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，100人以上重伤等同于30人以上死亡。 　　但本刊记者查览公开资料发现，实际执行中鲜有单纯因重伤人数超标，而造成事故定级“升格”的案例。 　　事实上，不少地方和企业至今仍未把重伤事故纳入安全生产目标考核中，部分主管者仍停留在“只要不出人命就好”的“底线心态”，有意无意忽略了事故中的重伤人数和责任追究。 　　最为典型的是重伤3人以下(不含3人)的安全事故，根据目前相关部门的划分界定，理论上与轻伤或造成1元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同类。在实际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，不免有官员认为无需为此专门追究责任。 　　上述南方某市安监部门官员认为，需对其作出补充规定。若“一刀切”进行查处，以当地为例，则每年将应对数千起事故，工作量远超出人员配备。 　　三问：能否制度化预防？ 　　一名地方安监部门的官员透露，现在上面重视“人命案”、严查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瞒报，下面敢顶风而上的少了。但对于伤员，哪怕是可能导致终身残疾的重伤员，不少事故方主管接到报告后，第一反应仍是隐瞒，接着想方设法少出钱善后，导致事故救援不及时，伤者治疗不及时，家属安抚不及时，留下冲突的伏笔。 　　个中原因，主要在于制度漏洞。生产企业即便轻视、隐瞒重伤事故，也大都不会“罚当其责”，因之难以吸取教训，提高警惕。 　　比如，《条例》对事故作出四个等级划分，同时规定“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”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仍有一些必需的补充规定尚未出台。 　　2007年《条例》出台之际，时任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也曾表示，行政处罚还需一些细则，包括吊销资质、整顿关闭等处罚措施的具体规定。 　　甚至一些规定相互摩擦。比《条例》晚一个多月施行的《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〉罚款处罚暂行规定》(国家安监总局令13号)，与《条例》部分条文就出现冲突，导致发生重伤1至2人的生产安全事故时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缺乏有力依据。 　　此外，目前事故调查处理中，情节、损失大致相